特级教师余党绪：学生应具备的十种意识

• 独立人格

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意义上属于他人，属于某个集体：我们是父母的子女，我们是社区的居民，我们是单位的员工，我们是学校的学生，我们是国家的公民；在不同的内涵与层面上，我们属于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班级，我们的单位，我们的国家。

但是，我首先是我自己的。而在最终的意义上，归根到底我属于我自己。

这就是我们的人格。每个人的人格都是独立的。我是我自己，我属于我自己。我的生命由我自己支配，包括我的身体，我的意志，我的思想，我的天分，我的力量，我的热情，我的爱，我的恨……

我的人格是独立的，你的人格是独立的，他的人格是独立的，所以，人人平等。任何形式、任何目的的人身依附，所有对人权的践踏或者让渡，一切试图主宰别人的身体、意志和情感的行为，以及所有被美妙的乌托邦和严明的逻辑包装起来的等级制，都是对独立人格的侵犯。

在一个正常和健全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权力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拥有自己生活与思想的空间，能够自由地选择信仰，自由地表达思想和情感，能够依照使自己的个性得以舒展和张扬的方式来建立与社会的联系。

生命属于你，生活就是你自己的。你没有义务复制别人的人生。当然，也没有必要。

戕害独立人格的，不仅有政治上的专制。文化上的专断，也同样戕害着独立的人格。

其实，对于每个个体而言，坚守独立人格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恐惧和诱惑，从两个方向考量着个体对独立人格的定义。对强权和孤独的恐惧，对金钱与权威的膜拜，融入“大多数”的欲望，甚至不劳而获的懒惰，一夜成名的梦幻，或者一份徒有虚名的奖励，都可能让你放弃自己的尊严，低下曾经高贵的头颅。

一个社会的进步，不一定表现在产生了多少令人惊叹的经济奇迹，也不一定表现在推出了多少科技成果，或者诞生了多少大作巨著。只需看每个平头老百姓，为了生存与生活，需要付出多少人格与尊严的代价。

• 自由思想

自由思想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思想本来是自由的，二是思想应该是自由的。

前者的意思是，思想与生命同在，如同有了火，就有了火焰。思想是无法扼杀、禁锢和消灭的。专制者至多消灭产生思想的肉体，却无法扑灭思想本身。

每个生命的形态是不同的，每个生命的轨迹和力度也是不同的，这决定了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思想家。有的人像太阳一样耀眼，那是先知先觉者；有的人像月亮，在每个晚上静静守候在天边，借助太阳的照射，散发出微弱的光亮，给仰望他的人以希望。还有的人，像萤火虫，在草丛间，在墓冢旁，在庄稼地里，积攒了好几天，闪亮几秒钟。但那又怎么样呢？只要有生命，就一定有思想的光彩。

后者的意思是，思想的自由，像宿命似的，从来都是专制者、暴虐者扫荡的对象。大到法西斯体质，小到某个自以为得了真传的邪教教主，都试图把自己的思想填充到别人的头脑中，并使之在别人的头脑中开花结果。但如同所有人看到的那样，熄灭思想火花的尝试，只能激发出更多、更灿烂的思想烈焰。思想的淤积，犹如江水的壅塞，一旦溃堤，其爆发力将成百上千倍地壮大。但是，专制者和暴虐者总是没有记性，他们连一天也不放过对思想的禁锢。为了“自由思想”这个理想的境界，已经有无数的前人付出了包括生命在内的代价。

思想原本应该是自由的。

思想本能地寻求表达、交流、繁衍与扩张。思想是可贵的，但若缺乏了表达，缺乏了传播的路径和媒介，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它的生产力和战斗力。

自由思想，并不意味着每一种思想都有益于人类的进步，有益于改善人类的处境。思想，总是真理与谬误同在，正义与邪说共生。只有在开放的平等的“思想市场”上，危险的、虚伪的、荒诞的思想才能被淘汰。否则，骗子们就能轻而易举地将假冒伪劣披上真理的外衣，到处兜售。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有战斗力的，是思想；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支撑你做到最后的，依然是不竭的思想。

• 公民意识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公民，苏格拉底有着高度自觉的公民意识。他说他愿意做一只城邦的牛虻，依附在城邦的身体上，为了城邦的健康，生命不息，叮咬不止；他整天游荡在街头，与那些无知却自以为博学的青年人辩论，让他们灰溜溜地逃走，然后在街角的某个不起眼的地方，惭愧地回望那颗伟大的头脑。苏格拉底因为思想而被判处死刑，但在生与死面前，他选择了死。他认为自己是城邦的公民，他选择了城邦，也就选择了城邦的法律。

公民，首先是一种身份。你不是某个君父的子民，不是匍匐在地的臣民，更不该是违法乱纪的暴民。你是这个国家的组成部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不比任何人卑贱，也不比任何人尊贵。你享受你的权利，维护你的利益，但你不用对谁三跪九叩感恩戴德，因为那是你的权利，而非别人的恩赐。当然，你也该尽你的义务，承担你的责任，你不能推卸，因为那同样是公民的一个部分。

公民，走在中国的大地上，走在阳光下。

公民，说句大白话，国家认你是自家的人，你也不把自己当外人，就是这样。

确认自己的公民身份，意味着再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因为你在属于家庭的同时，还属于这个社会。在家里侍候好生病的父母，出了门看到倒地的别人家的大爷大妈，也不能因为害怕被讹诈而拒绝施以援手。

公民的身份，更多体现在你在公共空间的言行。在公共空间，使个人的情感逻辑暂且让步，让法律先行，让公德先行，让理性先行。

公民身份是天然的，但公民意识却不是。长久的封建统治以及体系严密的臣民教育，给我们这个民族烙上了深深的心理创伤。国家意识欠缺，权利意识淡薄，法律与公德概念不清，等级观念严重，缺乏独立人格……这一切，都与公民身份相悖。难怪老一辈思想家李慎之先生晚年感慨说：若有来生，他想做一个中学公民教员。

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这正是养育现代公民的肥沃土壤。愿新一代公民茁壮成长。

• 理性精神

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为了反对蒙昧主义、专制主义和宗教迷信，祭出“理性”的旗帜，提出现存秩序和一切事物都必须接受理性的审判，并为自己的存在寻找理由。“理性”是启蒙运动的剑与矛，一路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摧枯拉朽，为建立自由、平等的新秩序立下了汗马功劳。

理性是一切愚昧、专制、迷信、极端、狂热、绝对、暧昧、骑墙的天敌。在虚幻与事实之间，它选择客观；在愚昧与科学之间，它选择规律；在冷酷的现实与狂热的理想之间，它选择直面；在盲从盲信与自觉自主之间，它选择独立思考和批判。它否定不计成本、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式的大跃进以及狂热的全民运动，而主张实事求是、注重效益、讲究程序，追求实际的成果与利益。

理性，说到底是人类在不断的实践与反思中形成的一套公理、规律与法则。人类总在为自己的冲动、盲目、野蛮、偏执和某些莫名其妙的诗情画意买单，在无数次的悔恨中，终于领悟了“理性”的价值；终于意识到，做任何事不仅要追求“合目的性”，还要讲究“合规律性”，因为只有尊重事实，尊重规律，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否则，只能是南辕北辙，买椟还珠。

既要合目的，又要合规律，“理性”必然将人类导向科学、实证与逻辑，导向民主、法治与多元，导向对话、妥协与和平。人类历史证明，这些理性的价值才能给人类带来稳定、繁荣与进步。

本能、欲望、情感、直觉、意志这些非理性，也是人性的重要内容，是生命力与创造力不竭的源泉。不过，人的本质恰在于理性对非理性的自觉和有效的控制。若没有理性的引导和制约，本能与欲望就会恶性膨胀，情感和意志就会异化变形，美好的信仰也会误入歧途。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的考验并得到普遍赞扬的科学传统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呢？答案是多种多样的，但理性精神的匮乏，毫无疑问是必不可缺的一个答案。

• 质疑能力

我思故我在，思想是人存在的表征。思想的起点，在于质疑。质疑的对面，就是迷信与独断。迷信的人不知道质疑，独断的人反对质疑。

质疑，首先是一种意识和姿态。面对所谓的权威、传统、权力、大多数、圣人、雄辩的逻辑，你会怎么办？遗憾的是，在不断的熏陶或盘算后，许多人都会低下高贵的头颅，放弃了质疑的权力。更为悲哀的是，这样的屈服在频繁的反复后，会积淀成为本能。可怜的人啊，在思想上已经做了奴隶。

其实，质疑原是人的本能。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意志。风可以吹起一只风筝，却无法吹走一只蝴蝶。为什么？不服从就是生命的特性。不服从，就会质疑。但环境能改变人的天性，消弭人的本能。在更多的时候，顺从与皈依所带来的安全感、满足感和成就感，会腐蚀追求自由的心，聪明的人们选择了逆来顺受。

质疑，基于生命的本能，却又有赖于理性的力量，它是一种理性的能力。停留在本能之上的怀疑，算不上真正的质疑。《祝福》里的祥林嫂，她也质疑。逃婚就是一种质疑；拒绝嫁给贺老六，是质疑；在婚礼上拼死拼活，也是质疑。临死了，她还在质疑：“人死后是不是真的有灵魂？”但祥林嫂的质疑给她带来了什么呢？是一次又一次地而且越来越惨痛地将她送进了命运的死胡同。为什么？因为祥林嫂的质疑，始终局限在别人为她设定的圈套里，她在别人的逻辑中走迷宫。所以，她越质疑，她离生命自身的需要越遥远，礼教的绳索将她捆的越紧。

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乃质疑的前提；理性的精神，科学的素养，才是质疑的基础。

质疑，并不必然导致怀疑主义。质疑的价值，在于肯定真理，在于摒弃谬误。在质疑基础上建立的知识与信仰，才能长久的停留在心田。若所谓的圣贤权威因质疑而颜面扫地，那不是质疑的罪责，恰是质疑的功勋。

• 悲悯情怀

“二战”结束后的某一天，冰天雪地的莫斯科大街上，寒风嗖嗖。一群德国战俘耷拉着脑袋走过，他们饥肠辘辘，瑟瑟发抖，惊恐不安，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自己。市民们睁着仇恨的眼睛，呐喊着，咆哮着，诅咒着，口号唾沫，连同臭鸡蛋石头，像子弹一样砸向俘虏们。

这时，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静静地走到一个双手被铐的战俘面前，将撕碎的面包一口一口地喂给那个可怜的小伙子。惊恐的小伙子愣住了……

那一瞬间，莫斯科也惊呆了，寂静了。

人群终于安静下来，一个，两个……人们扔掉了手中的石头，纷纷拿出随身携带的食物、围巾，走上前去……

这是一个让人无法不感到温暖的故事，故事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人们还是宁愿相信它是真的。是的，在仇恨的废墟上，燃烧起温暖的火把，不知唤醒了多少人心中沉睡的爱、同情与怜悯。

同情与怜悯，是人类珍视的美德。苦难与罪恶伴随着每一个生命。孤独，绝望，悲苦，哀伤，无助……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是那么渺小；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中，个体又是多么卑微。在人生旅途中，只有彼此的爱，彼此的怜悯，彼此的扶助，才能让生命多那么一点点光亮。

即或一生风平浪静，个体也无法超越生命的自然法则，生命在本质上是偶然的，人生在本质上是孤独的，死亡是每个生命的必然归宿。这注定了生命的悲剧色彩。我们只有互相怜悯，相互守望，才能完成生命的一次又一次的交接。

每个世纪都在上演着血腥的屠杀、残酷的暴政、毫无人性的清洗、各种名目的隔离。专制、独裁、暴政总在挑战人类道德的底线、生存的底线。但人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即便是在这罪恶的土壤里，也开出了人道主义的花朵。战胜仇恨的，不是仇恨；战胜罪恶的，不是罪恶。从孔夫子到托尔斯泰，从佛陀到基督，圣哲们都在宣讲爱的故事，都在诉说悲天悯人的情怀。只有爱，只有同情，只有宽容，才能带领人类走出罪恶的泥淖。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回到常识

越来越多的人在呼吁“回到常识”。如果“回到常识”也成了一种呼声，那么，这个时代一定有许多不合常识的地方。

“绿豆”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GDP成了衡量政绩的唯一指标，考试成了检验学生素质的唯一手段，每个家长都在为“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焦虑，“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成了新的安全常识。还有一夜暴富的奇迹，一举成名的幸运，一手遮天的权势……而在更早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深信我们的粮食产量“大跃进”，亩产高达几万斤。

是什么迷住了我们的双眼，总也让我们违背常识？

是急功近利的贪求。

是浮躁虚华的心灵。

是悖逆理性的脑子。

于是，利令智昏，鬼迷心窍；脑子发热，智商下降；靠谱的少了，玄虚的多了。

人是要吃饭的，硬是有人声称辟谷一个月；人是会死的，硬是有人叫卖长生不老的仙丹；人多少是要逐利的，硬是有人说自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人无论如何是有自己底线的，硬是有人说自己“宰相肚里能撑船”。此时此刻，常识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违背常识的“常识”反而成了“常识”？骗子得手靠傻子，若没有一个急功近利、虚妄浮躁的社会土壤，这些反常的“常识”怎可能有自己的市场？

其实，常识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的进步，就表现在打破旧的常识，建立新的常识。“日心说”取代了“地心说”，是进步；人人平等取代了等级制，是进步；自由恋爱取代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进步；科学取代了迷信，是进步；劳工神圣，取代了“劳力者治于人”，是进步；男女平等取代了男尊女卑，是进步……每一次旧常识的打破，就意味着人类思想的解放，科学的进步，人权的勃兴。

可见，不是常识不可打破、不能打破，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样的常识被打破了，被推翻了。

有些常识肯定是万古不变的，比如人总要吃饭穿衣，总要趋利避害，总是贪生怕死。再伟大的体制、道德、法律、学说恐怕都不能违背这些常识吧！

一方面，要回到常识；一方面，要建立新的常识。这样的背反推动着社会前行。

• 坚守良知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向善的因子，都有天赋的善念。

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就是良知，这就是底线。若诚心培育和扩张这脆弱的善念，则人人皆可为尧舜；而一旦心灵蒙尘，失落了这条底线，也就丧失了做人的基本资格。

良知面前，退无可退。

2011年10月13日，佛山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被车碾压。7分钟内从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几个路人，对此不闻不问，视若未见。幸亏一位捡垃圾的阿姨，最后把小悦悦抱到路边。俗话说：见死不救，禽兽不如。人的恻隐之心在哪里？良知在哪里？

毒奶粉，毒大米，人造鸡蛋，死猪肉，注水牛肉，地沟油，吃避孕药的黄鳝……违法添加，以次充好，农药残留，腐败变质……接二连三的食品安全丑闻挑战着人们的心理底线。民以食为天，这些作恶者的羞恶之心在哪里？良知在哪里？

有无数理由可以为失德、缺德辩护。制度的缺陷，体制的漏洞，管理的疏失，行善的风险，周围的误解……实在找不到一个像样的理由，还有一个理由似乎也冠冕堂 皇：别人都这样，凭什么我就不能这样？想必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些从小悦悦身边冷漠走过的人，那些制作假冒伪劣食品的人，一定这样安慰过自己。

两千多年前的东汉，有一个叫杨震的官员，也遭遇过一次行贿。行贿人劝诱杨震：“你知，我知，你怕什么？”杨震答道：“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 这个行贿者，哪里知道杨震害怕的，是他内心的道德律令，是他做人的良知。康德说，有两样东西让我感到惊奇和敬畏，这就是星月浩淼的苍穹和内心的道德律令。 民谚说：“头上三尺有神明。”这“道德律令”和“神明”，不就是做人的良知么？

心有所畏，心有所敬，这就是良知。

• 拒绝遗忘

历史是一部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史。而记忆与遗忘争夺的对象，是一位叫做“真相”的女神。

人的记性是有限的，人类的记性也并不像乐观者想象的那样可靠。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时过境迁的遗忘，是物是人非的扭曲，是沧海桑田的虚无。撇开远古时代因记录和传播手段的限制所带来的遗失或遗忘不谈，就看刚刚逝去的20世纪，又有多少历史的真相已经或正在被时间的海洋所淹没？像“南京大屠杀”，30万人的血迹与死状，竟难以留住“遗忘”的脚步。这仅仅能归结于人们的麻木吗？这样似乎把历史看得简单了点。

还有更令人感慨的扭曲。当一代一代的见证者离开了这个世界，当一个一个亲历者拒绝见证，当有人炮制出他们所需要的“真相”，这历史的面目，究竟是何等模样，想一想真叫人不寒而栗。古希腊伊壁鸠鲁学派有句话：活着的时候死亡还没有到来，死亡的时候你已经没有活着。所谓死无见证，正是历史的悖论与无奈，或许更是一种悲哀。

我们习惯甚至默认了“时间说明一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之类的箴言，这看起来很乐观；换个角度看，难道不是一种懦弱、无奈与悲凉吗？把真相交给历史，是不是在推卸自己对历史的责任？或许我们正在欺骗自己，也在欺骗历史。

拒绝了遗忘，才能捍卫记忆。

记忆，是人类遗传与进化得以实现的基本机制。有了记忆，才有人类文明与进步的积累。捍卫记忆，就是捍卫真相，捍卫真实的历史。

一个记忆的片段，其面目往往是模糊的。但当无数的历史碎片拼接成了一个真实的历史图景，其面目就会清晰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真的是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我们能大体看出历史变迁的脉络，看出当代生活的某些动向。

• 审美人生

人生在世，若有人说自己没有半点功名利禄的追求，那不是傻子，就是个骗子。即便像陶渊明这样的隐士，也是在经历了一段“非常态”的官场生活之后，才有勇气选择隐逸——这另一种意义上的“非常态”。

其实，隐士之中，也是真少假多，更不乏走终南捷径的人，借隐士之虚名捞取功利之实利。扪心自问，不经历滚滚红尘，怎甘心终老林泉？你看《水浒》中那些宋朝和尚，多离不开酒色利禄；倒是武松与鲁智深，在经历了一番生死见识了一番富贵之后，成了清心寡欲、超然物外的得道高僧。

这就是人。

在今天，功名的价值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社会认可，金钱撑起了很多人的尊严，权势彰显了很多人的价值。这是一种进步，不仅是观念上的进步，其实也是一种道德上的进步。奋斗时如履薄冰，成就时扬眉吐气，再不用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我们终于走出了道德与功名的二元悖论，坦然地走在功名的大道上。

确认了功名的价值，才能理解自由的价值。以功名的虚伪和虚无来凸现自由的价值与意义，其实也是对自由的贬低。

物欲与支配欲是人的本能，金钱与权势给人带来的满足，如同食物满足食欲一样，总能让人体验到一种直接而鼓胀的快感，人人皆会，无师自通。越是粗鄙的灵魂，越是低俗的精神，越是空虚的心灵，越能从金钱与权势中获得幸福感。

相反，人人追求自由，人人都渴望享受自由的快乐与幸福。但是，有多少人能承受自由所带来的孤独与寂寞？有时候，我们拼命奔跑，疯狂追赶，而原因仅仅是害怕被潮流所抛弃。

我们走得很急，走得很快，走得很远，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了为什么出发。人生，需要一颗审美的心，正像阿尔卑斯山上的那个用心良苦的提醒：“慢慢走，别忘了欣赏”。

来源|搜狐网

编辑|崔淑萍